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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信托法》修訂的幾點看法
日期:2015-1-24

  2014年6月4日,中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佳律師參加了由中國信托業協會主辦的“《信托法》修訂論證研討會”。會上,李佳律師就我國《信托法》修訂的問題,同與會的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文根據李佳律師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信托法》自2001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以來,至今已有13年!缎磐蟹ā返念C發和實施,健全了我國民商法律制度,在我國建立了信托制度,創新了我國財產轉移和財產管理制度,促進了以信托公司為主體的營業信托活動的規范和發展。根據信托業協會發布的數據,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國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資產規模達11.73萬億元。信托業目前已經成為繼銀行業之后的第二大金融部門,信托制度和觀念也逐漸被社會所了解?梢哉f,正是因為《信托法》的存在,才使得我國信托業取得今天的成就,《信托法》對中國金融業及整體經濟發展的貢獻是不容質疑的。

  當然,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經濟條件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各類金融機構對資產管理業務的不斷重視、隨著我國高凈值人士對財富管理的需求不斷增加,《信托法》的有些條款與當前的經濟發展及社會的客觀需要之間,也存在一些需改進的地方,我們在平時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的過程中,也感到有些條款可能存在一些問題。由于時間的關系,我今天不對具體條款一一展開,主要從以下幾個大的方面,談一談我對《信托法》修訂的看法。

  一、關于信托法律關系的適用范圍

  近年來,除信托公司外,銀行、券商、基金、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也在開展資產管理業務。這些資產管理業務,盡管在業務類型、管理形式上具有極強的相似性,但在分業經營的金融體制下,銀行、券商、基金、保險公司等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時,要么把自己定位為“委托法律關系”,要么做模糊處理。

  以銀行理財產品為例,我國《商業銀行法》第43條明確禁止商業銀行經營信托業務,監管部門明確將理財產品中銀行與理財客戶之間的法律關系定位為“委托法律關系”。如果是“委托法律關系”,客戶的理財財產并未獨立于自身的其他財產,銀行從事理財業務的法律后果都是歸于客戶本人。在銀信合作中,如果將銀行理財端的法律關系定位為“委托法律關系”,那么在信托端,委托人究竟是銀行還是理財客戶?

  實踐中,銀行以理財資金設立信托計劃,通常都是以自己的名義,但會明確告知信托公司其用于設立信托的資金是理財資金。不少人認為,這種模式屬于“間接代理”,應適用《合同法》第402條和第403的規定。根據第402條:“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在委托人的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比绻m用該規定,銀行與信托公司之間的信托關系可以直接約束客戶與信托公司。換句話說,銀行與信托公司之間的信托關系,直接等同于理財客戶與信托公司之間的信托關系。如果是這樣的話,在銀信合作中,理財客戶均可以行使介入權,直接向信托公司主張權利,這會給信托公司的經營帶來極大的不確定因素。

  但在司法實踐中,根據我們所掌握的一些案例,法院并不支持理財客戶行使介入權。由此帶來的矛盾是:雖然監管部門出于分業經營的考慮,將銀行理財定位為“委托代理關系”,但法院在審判中卻并不引用關于委托代理關系的法律條款進行審判。

  我們理解,當前市場上的各類資產管理產品,由于基礎法律關系不清晰,缺乏統一的法律標準,管理人責任、投資者權利具有巨大的差異性,不利于投資者的保護。根據現行法律,這些資產管理產品可以采取的法律結構主要是:委托代理、行紀和信托?紤]到信托制度在所有權與利益分離、信托財產獨立性、有限責任和信托管理連續性等方面的優越性,或許有必要將銀行、券商、基金公司等金融機構開展的資產管理業務統一界定為信托法律關系,并通過《信托法》將其予以明確。退一步說,即便基于多種考慮,不便在立法作出上述修訂,我們建議監管部門、司法部門能加強溝通,通過司法解釋等方式,將銀行理財、券商資管等資產管理業務定位為行紀法律關系,避免因定位為委托代理關系而帶來的困惑與麻煩。

  我們初步設想,在當下的泛資管時代,可以做如下考慮:一方面,將各種集合投資計劃明定為信托關系,并統一監管;另一方面,對現行《信托公司管理辦法》規定的信托公司業務范圍在表述上進行調整,將信托公司業務大體上劃分為兩塊,一塊是經營目前的金融商品,另一塊是提供經典的信托服務,例如家族信托、遺囑信托等等。后者乃信托公司專營。

  二、關于信托財產登記制度

  眾所周知,雖然我國《信托法》規定了信托登記條款,但截至目前,該規定仍是一紙具文,沒有得到有效貫徹執行。

  對于信托登記制度的完善,我認為,可能有以下幾點需要重點考慮的地方:

  第一,是否有必要設立專門的信托登記機關?有一種觀點認為,可以現有的權屬登記機關作為信托財產登記機關。但我們認為,應當對權屬登記機關與信托財產機關予以區分。根據《物權法》、《公司法》等法律的規定,不動產、股權等財產必須經權屬登記機關登記后,才能從委托人名下轉移到受托人名下,成為信托財產;而動產等財產,其所有權變更以交付為要件,無需辦理登記。由此可見,權屬登記機關的職能在于對部分信托財產所有權的轉移予以認可,而對無須辦理權屬登記的信托財產則無法企及;要全面保障各種信托財產的獨立性,有必要在權屬登記機關之外設立專門的信托登記機關。對于那些須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財產,其在辦理完權屬變更登記后,還應到信托登記機關辦理信托登記;對于無須權屬登記的財產,則可以直接到信托登記機關辦理信托登記。這樣起到信托財產公示公信的作用,保證信托財產獨立性。

  第二,信托登記制度是否適用于所有信托種類?信托登記對于一般的營業信托來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信托登記制度是否適用于家族信托、民事信托,則是需要認真考慮的。一般來說,家族信托、民事信托除適用《信托法》外,還受繼承法、婚姻法等法律的約束,帶有私密性的特點,信托登記的公示披露不免涉及委托人及受益人的個人信息尤其是財產信息。我們認為,信托登記的登記范圍、登記內容、公式披露程度、公眾查詢范圍等,可能需要根據不同的信托類型作出精細化的區分,從而在信息透明化與保密性之間取得平衡,既維護委托人、受益人的私密信息,又能監督受托人對信托財產的管理處分權。

  三、關于信托財產的確定性與合法性

  《信托法》第七條第一款規定:“設立信托,必須有確定的信托財產,并且該信托財產必須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財產!备鶕@一規定,信托財產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確定性,另一個是合法所有。

 。1)關于“合法所有”,目前實踐中已經有共識,對這里的“合法所有”應作廣義理解,即只要是“合法持有并有處分的財產”(如銀行的理財資金)都應該認為是符合該規定,建議《信托法》修訂中對此予以明確,此問題我就不多說了。

 。2)關于“確定性”,則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眾所周知,由于缺乏信托登記制度、信托稅收制度不完善等問題,實踐中的財產權信托,很少有以房地產、股權等基礎權利作為信托財產的,幾乎都是以各種資產收益權、項目收益權、股權收益權等作為信托財產。

  我們理解,實踐中出現的這些收益權信托,實質上是一種類資產證券化,即融資人將其難以流動、但具有可預期收入的資產,轉化為可以流動的“收益權”進行出售,以獲取融資。

  對于這些收益權的法律性質,理論界和實務界均沒有明確的界定,存在“權能說”、“用益物權說”、“創設權利說”、“未來債權說”等等觀點,從目前的討論來看,“未來債權”在詮釋收益權屬性上更為周延。但這些“未來債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滿足“確定性”的要求,是需要注意和討論的。實踐中,存在以公路收費權、景點門票收益權等作為信托財產的情形。這些“權利”的權利人,只是具有某種經營資格,雖然未來很有可能基于這種資格取得穩定的現金流入,但在信托設立時,其還沒有與未來潛在的債務人形成權利義務關系,根本不存在現實的“債權”,這是否也符合確定性的要求?

  此外,實踐中還有一種“應收賬款收益權信托”。我們理解,應收賬款本身就是一種債權,甚至一些應收賬款本身就是未來債權,這種“應收賬款收益權”與應收賬款本身在權利內容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實務中,一些“應收賬款收益權”信托中,信托公司不接受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而是要求債權人與信托公司辦理應收賬款轉讓登記,此時,“應收賬款”與“應收賬款收益權”二者之間更是沒有區別。

  我們認為,以“收益權”作為信托財產無疑比以基礎資產作為信托財產更為便利、更為迅捷,因此,即便將來信托登記制度及稅收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考量,“收益權”信托應該仍然有較大市場。因此,《信托法》修訂時,是否有必要明確規定“未來債權”可以作為信托財產?是否有必要對“未來債權”的范圍予以限制?希望在《信托法》修訂中予以考慮。

  四、關于受托人謹慎義務的規范路徑

  受托人義務是各國信托立法的核心內容。我國《信托法》也以調整受托人的權利義務為中心,其中受托人一節共19條,占《信托法》全部74條法條的四分之一。根據現行《信托法》,可以梳理和歸納出受托人負有11項法定義務。但在實踐中,信托公司普遍反映,《信托法》對受托人義務的規定非常原則,尤其是關于謹慎義務的規定,即《信托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受托人管理信托財產,必須恪盡職守,履行誠實、信用、謹慎、有效管理的義務!背酥,再無關于受托人謹慎義務、投資權限等行為準則的規定,實務中難以判斷受托人謹慎義務的標準與程度,也無法明確商業風險與受托人責任之間的界限,導致投資者與信托公司對于投資風險的承擔缺乏一致和明確的認識,直接導致“剛性兌付”文化的泛濫。

  業內許多人希望通過《信托法》的修訂,將受托人的謹慎義務作出明確的、細化的甚至是列舉性的規定,以便為信托公司業務的開展提供穩定的預期。我們今年也承擔了信托業協會的一項課題,題目就是“信托公司盡職管理行業標準研究”。我們在前期研究中發現:不同類型的信托業務具有不同的業務特點,其在交易端所適用的法律也各不相同;即便是相同類型的信托業務,由于交易對手、交易條件的不同,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信托類型的不同,受托人的職責也會所有不同。要對信托公司不同信托業務中的盡職標準予以歸納總結,形成一套共同性的、普遍適用的規范或標準,并通過立法的形式予以固化,不僅是一項非常困難而且不可行的工作,也不符合立法的規律?v觀各國,對于受托人盡職標準,一般也只在立法層面作出一些原則性的規定。

  以美國為例,美國關于受托人謹慎義務的立法和司法實踐經歷了法定清單制度、謹慎人標準、謹慎投資人規則三個階段。就目前的謹慎投資人規則而言,《信托法重述(三)》之第227條也只是用幾句話進行了概括性地規定,具體是否符合謹慎投資人規則依然需要在司法實踐中結合具體的案例進行判斷。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關于受托人謹慎義務,一方面,現行《信托法》確實規定過于原則,有必要對其進行必要的展開和細化;但另一方面,從立法技術來說,基于信托本身的靈活性,立法不可能以列舉的方式對受托人謹慎義務進行規定。因此,《信托法》在修訂過程中,應當就《信托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謹慎義務作出一些原則性的判斷標準,但不要指望《信托法》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商業風險與受托人義務的界限這個問題,其主要還是要留給司法機關結合個案進行判斷。

  五、關于司法機關對《信托法》的認識

  根據我們的經驗,實踐中涉及信托公司的司法案例,主要是信托公司因信托財產的管理運用而與相關交易對手之間的糾紛,信托公司與委托人之間的司法案例少之又少,適用《信托法》的情形極其少見。有研究也指出:在自2002年至2011年間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人民司法》、《人民法院案例選》、《中國審判案例要覽•商事審判案例卷》上,均沒有刊登過由我國法院以《信托法》中的有關條文為依據來處理的案例。由此可見,《信托法》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幾乎是被束之高閣,很少作為司法判決的法源被法院適用。我們認為,上述現象,部分是因為在“剛性兌付”背景下,信托公司與委托人之間的糾紛幾乎不會進入到司法層面;部分則是因為我國法院對信托的認識并不深刻,即便在一些可以適用《信托法》加以解決的民事糾紛中,法官對《信托法》也是棄之不用。

  立法的完善,只是信托法律制度建設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要加強信托的司法適用。如果我們花了大力氣進行立法工作,但卻不能使之得到運用和執行,實際上是對資源的一種浪費。因此,我們建議協會以《信托法》的修訂為契機,花力氣加大《信托法》的宣傳力度,尤其是要在法院系統加強法官對《信托法》的認識,促使法院準確把握“信托”的內涵與外延,促使法官將信托法律關系提升到與委托代理等類似法律關系同樣的地位來認識和對待,從實質上賦予信托以民商事法律關系的地位,真正令“信托”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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